个让中国极不适应的特朗普，还表现在那张咄咄逼人的攻击者面孔。
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BBC说，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中国更加强硬。这使得过去30多年的两国交往模式被打破。
虽然尚未兑现承诺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，但特朗普已启动规模空前的对华贸易战，宣布退出《巴黎气候协定》，再加上美军推行的“印太战略”以及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海峡的强硬巡航举措，中国在方方面面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攻击。
夏明说，特朗普其实把中国作为挑战“美国优先”战略的第一国家，把亚洲政策变成了中心工作。他还调整了其它区域政策，把重点转向亚洲，配合对中国的强硬施压。
“前几届总统的对华政策共识是，中国基本上还是美国的朋友，特别在冷战时期，两国是盟友和战略伙伴。苏联崩溃后，中国在经济发展、在联合国、在国际秩序上还是一个比较合作的国家。到了特朗普，这种认知全部破裂，美国朝野两党完成了一个转变，中国从美国战略伙伴变成了第一号挑战者，甚至是最有威胁的敌人。”夏明说。
夏明认为，中美之争有两个参照物。第一个是美苏关系，二战时是盟友，后来陷入全面冷战。另一个是美日关系，上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新兴发达国家，在国际贸易中屡屡打败美国，1982年里根和日本摊牌，要求对方限制出口，要和美国进行协调，支持美国的货币政策、全球经济政策，承担责任。
日美之争，最终由于双方战略和政治利益有共通点，日本作出让步，继续接受美国政治、战略领导地位，经济上调整，从而化解了危机。
“现在看来，中美关系恐怕已经失去了以美日模式解决的机会，走向美苏冲突模式。”夏明认为。
马钊表示，以前说美国对华政策全面右转趋于强硬，只是担忧和将来时。现在已经是过去时，转弯已经结束。现在如果中美进入竞争状态，中国需要考虑如何进行经济、军事、外交全球布局，尽快拿出替代办法，应对“新冷战”式的中美关系。
从竞选伊始，特朗普的商人身份就受到各方关注。这种特质在他处理中美关系时也不时显露。
马钊认为，特朗普的做法和前任不同。奥巴马是在合作基础上竞争，在一些热点议题上有争论，但大方向是保持合作。特朗普认为竞争超过合作，竞争手段也不一样了，明显地使用商人手段。
具体来说，特朗普不讨论全球变暖这些软性议题，不考虑全面关系，只考虑自己关心和感兴趣的内容。
“在谈判过程中他要价很高，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利益，如果必要可以甩手拂袖而去，不考虑外交谈判崩裂的后果。只强调结果，不考虑过程，要保证结果是可核查、有量化标准的。这和原来中国喜欢的马拉松式谈判不同。特朗普不会大而化之地谈中美友好，而是关注赤字怎么减少、市场怎么公开、保护怎么执行，谈得非常具体，中国一下不太适应这个新的对手。”马钊说。
“不讲规矩”的商人面孔让中国吃到了苦头。马钊举例说，特朗普访华，中国和他签个意向书、热情接待，似乎就想堵住这个看似思维简单的商人，结果未能奏效。现在中美关系找不到对话人、没有对话机会、气氛也很糟糕。
夏明说，在中美互信机制已经破裂的情况下，追求“定于一尊”的习近平和商人特朗普性格偏执，互不让步，都过于自信。中美关系“体现了领导人个性上的冲突”。
商人的实用主义也体现在了南海问题上。夏明注意到，美国对中国的外交辞令越来越警惕。比如，2015年习近平在白宫访问时说“绝不会让南海军事化”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说，中国不是一个现存秩序的挑战者，而是现存秩序的得益者。但彭斯在演讲中指出，特朗普上任后，南海日趋军事化，中国还制定计划要赶超美国。中俄靠近、“一带一路”都在刺激美国的神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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